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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3日 | 金亚洲 | 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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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军费开支呈现10年来最大增幅,世界各国军费总额超过1.9万亿美元,创冷战结束以来新高。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正影响着全世界和人类社会。这一流行病是否会改变国际社会“全军备战”的倾向和军备竞赛的冲动,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近十年来,全球军费支出保持总体上升趋势有两个基本逻辑。一个逻辑是,传统的国家间安全竞争日趋激烈,逐渐主导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

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并没有明显减弱。气候变化、核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新的安全关切,但显然不能主导国际安全局势。2001年9.11事件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很快就让位给了传统的安全竞争。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军国主义倾向,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布局,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以“大国竞争”为主导的安全战略,以及各种资源争端和发展空间争端引发的安全热点和军事冲突,导致了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形成了以传统安全为重心的战争,对各国的安全都略显偏重。

在这种背景下,以确保国家生存为基本出发点,“整军备战”成为各国战略设计的基本趋势。另一个逻辑是主要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趋势,这为军事投资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以美国为例,“9.11”事件重新刺激了美国在国防领域的整体再投资,这是建立在“互联网繁荣”时代的经济积累基础上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经济复苏和增长,保证了这一时期美国军费的持续增长。其他主要国家也是如此。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持,现代武器研发和部署所需的巨大资源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从这两种逻辑的潜在变化,也可以看出疫情对“全军整备”的影响。首先,这一流行病可能加剧国家间的竞争,加强“全军备战”的要求。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状病毒的“隐形敌人”,由于少数西方国家“抛下锅”、推卸责任,基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政策协调互助局面未能及时出现,由于一些大国的私人行为,国际组织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已经充分暴露出各国在发展模式、治理模式、战略思维、基本国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这些差异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互重叠,对国际社会乃至整个国际运行体系的疫情防控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虽然疫情的潜在影响尚未充分显现,但由疫情推动的“百年转型”已成为国际战略界更加共识,资源、产业链、发展空间、地理等的竞争将有大概率更强烈些。基辛格认为,这一流行病将永久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权力平衡和世界秩序,人类历史将分为“2020年前”和“2020年后”。从目前各国围绕防疫的互动来看,各国之间竞争的加剧很可能成为“2020年后”的世界底色之一。

因此,从国家间竞争的逻辑来看,疫情将凸显国家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可能加剧现有“整军备战”的趋势。其次,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可能会极大地限制各国在军事领域的投资。目前看来,疫情将导致经济全面衰退,甚至出现持续多年的新一轮“大萧条”。相关影响将远大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将大大削弱各国保持军事投资的财政基础。与此同时,各国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务困境。他们将不得不重新权衡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财政投资,重新评估“国家安全”的定义,并对主导国际安全局势的传统安全竞争的利弊进行新的思考。

在这方面,这一流行病可能有助于各国重新衡量军事投资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比,迫使各国遏制“整军备战”的冲动。基于以上分析,很难确定疫情对“全军备战”趋势的潜在影响。随着安全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和财政支持力度的减弱,各国决策者将面临新的挑战。从国际安全和国际体系长期变化的宏观角度,观察疫情对“全军整备”的影响世界的大趋势是控制混乱。国际体系的“混乱”是否能导致人类社会的新“治理”,从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使之成为中国的外交理念;提出“国家整体安全”的概念,系统阐述11种安全,协调国内外发展与安全。当前,世界仍处于防疫攻坚时期,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兴衰的新考验。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整体安全观”等概念的启示意义更加突出,应触动各国安全思想,从根本上解决“全军备战”及其负面影响。李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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